在3G时代，高通几乎成为所有通信企业的梦魇，从美标CDMA到欧标WCDMA概莫能外，但凡开发相关网络和产品，都需要给高通交一笔“过路费”；该公司总部甚至有一座标志性的“专利墙”，上面密布着高通获得的各式专利证书，数量高达1400多件，震慑力十足，而这还只是高通上万件专利的一部分而已。

       “全球3G的技术都绕不开高通。”高通公司曾如此豪言。

       对中国市场而言，从CDMA到3G，乃至蓄势待发的4G-LTE，高通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但其强势姿态和专利授权模式，却一直备受业内诟病，这也成为去年底，发改委对其发起反垄断调查的导火索之一。

       随着4G时代到来，中国企业在拥有专利、技术、市场、法律等全方位博弈方式，尤其是反垄断契机下，能否突破高通的“专利墙”？

       缘起CDMA

       高通首次进入中国，是因为CDMA。

       2001年前后，作为入世(WTO)条件之一，CDMA网络开始在中国落地建设，负责建设运营的是中国联通，加上之前已投入建设运营的GSM网络，联通实际上一直承担着两张网络的运营，甚至“双手互搏”，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08年电信重组。

       由于CDMA网络主要在美国成熟商用，而高通又是最核心芯片和专利商之一，因此在CDMA建设运营中，高通担当着重要的角色，而对于CDMA引进，中国原则是“技贸结合，以市场换技术”。

       2000年2月，联通与高通正式签订了知识产权框架协议，确定了中国厂商使用高通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程序。自此，高通逐步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无线市场的地位。

       当时的框架协议，联通实际上是代表国内生产厂商与高通进行谈判的。在CDMA网络建设同时，中国企业在得到政府CDMA用户终端或系统设备生产许可后， 可以按照此框架协议确定原则和程序，较快地与高通签署具体协议，并享有协议给予中国企业优惠待遇，在国内生产和销售CDMA产品，还可进行出口。

   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年中国被认为是“全球第二大通信市场”，欧洲又在极力布局WCDMA，美国和高通为了实现CDMA在中国落地推广，曾经承诺在专利、芯片研发、本地化生产等诸多方面，与国内产业链生产合作。与之相应，中国则支持CDMA建设。

       尽管后来高通与联通成立了合资公司推广CDMA应用平台BREW，但在更为核心的芯片开发、专利授权和本地化生产等方面，高通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，当初的承诺大打折扣。

       3G之殇

       除了赖以发家的CDMA及其演进网络，3G时代到来之后，高通将触角伸向更远。

       “我们进入中国不是跟当地公司竞争，而是帮助他们，他们的成功也就是我们的成功。”2006年，时任高通董事长兼CEO的保罗·雅各布访华，为了分羹TD市场，向中国产业界释放了如此这般的信号。

       但高通表面“蜜语”背后，却是中国对高通3G谈判屡屡受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是在中国寻求3G制式之一的WCDMA专利谈判，高通也都从中作梗。

       2005年期间，中国与诺基亚、爱立信、摩托罗拉等在WCDMA谈判上取得进展，也达成了某种默契，上述厂商同意一定程度降低专利费用，但高通不肯接受，导致谈判陷入僵局。

       由中国政府和通信行业协会牵头的3G谈判，原本期望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，争取降低专利授权费用，却屡屡遭遇高通“打太极”，从2004年开始，谈判持续了三四年时间，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       但彼时面对3G即将启动的风声，企业都希望在市场布局和竞争中，占得先机。于是，在集体谈判停滞的情况下，高通得以“各个击破”，与相关企业分别签约谈判。

       实际上，这也是高通历来的策略之一，不管什么样的合作模式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协议、授权，高通都要求只能与企业一对一谈判。通过绕开政府、协会和集体谈判的方式，高通在专利授权上始终牢牢掌握着话语权。

       即便是号称自主知识产权的TD-SCDMA，高通也同样要分一杯羹。按照高通的说法，只要涉及了CDMA技术，“都绕不开高通”，在TD问题上，中国与高通也同样产生了多次摩擦。

       由于在3G时代尤其是CDMA和WCDMA两大技术上缺乏话语权，中国厂商基本上只能遵守高通游戏规则。

       以高通2009年4月与中国手机方案商三木通信达成的协议为例，高通授予三木开发、生产和销售使用CDMA2000/TD-SCDMA标准的用户单元和模块/调制解调器卡的全球专利许可权。三木需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“按照高通公司的全球标准费率计算”。

       相比之下，在欧美市场多家巨头对高通强力反弹，并在欧盟、日韩等多地发起反垄断起诉时，高通后来与诺基亚、爱立信和博通等公司陆续达成了和解协议，其中还向博通公司支付了8.91亿美元。

       尽管如此，高通依然强调，与巨头达成的和解协议，并不会影响高通在3G乃至4G的授权营收模式。这也就意味着，高通依旧坚持“一对一”的沟通方式，不管怎样都尽量不会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。

       4G时代怎么收

       2013年12月，在3G发牌4年之后，中国终于迎来新一轮无线发展机遇：4G。

       巧合的是，几乎在发牌同时，高通公司被企业投诉价格垄断和滥用市场地位，被发改委调查，除了突击搜查高通北京和上海公司，2014年3月份迄今4个月，包括高通总裁在内的高管人员，曾三次被发改委“约谈”，直至近期，市场传出发改委“确认高通垄断事实”。

       不过目前各方对此均没有公开证实消息。

       尽管发改委2月份首次证实调查高通时，曾强调“调查的原因很纯粹，因为有企业举报”。不过多名业内人士依然认为，这次调查与4G专利授权谈判不无关系。

       在此前后，高通暂时停止中移动三模手机(TD/TD-LTE/GSM)专利收费、与中芯国际战略合作等，更是让外界嗅到了微妙的信号。

       新一轮4G博弈大幕将启，而反垄断也许只是开始。

       经历TD-SCDMA积累，在LTE时代，包括华为、中兴等厂商，在专利话语权上也陆续提升。除了传统的联芯、展讯、联发科外，近年来华为也开始拓展上游产业链，旗下海思芯片取得市场突破，中兴也开始进军芯片市场。

       不过高通依然在4G无线技术上掌握不小的话语权。“虽然现在高通专利比重没有像3G时代那么明显，但依然还是绕不开。”野村综研(上海)公司电信行业研 究副总监陶旭骏告诉记者，高通掌握CDMA底层核心解码专利技术，并且后来又不断创新、衍生很多新的专利。“实际上由于高通近些年来，在手机芯片、平台解 决方案和专利上多方发展，其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大。”

       除了专利积累之外，高通在手机芯片领域更是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，专利与芯片较强关联的商业模式，也让国内产业“又爱又恨”。

       市场研究机构iSuppli中国研究总监王阳告诉记者，高通目前的授权模式，依然有很多捆绑，有些专利已经过时，同时，收费基数依然是基于手机整机，专利费比例5%，这对中国厂商来说确实不公平。

       “一个是基数，一个是比例，就看最后政府和企业跟高通怎么去谈。”王阳认为，在4G争夺中，拥有核心专利，比如华为、中兴等，情况会好一些，可以像诺基 亚那样去交叉授权谈判，其他一些相对缺乏专利的厂商就比较被动。“比较合理的方式是类似苹果那样，以富士康出厂价来收费。”

       来源： 华夏时报